关氏文献

以树德堂关氏为例,浅议广州学研究中的广州定位

时间:2015-03-20 22:31:19  作者:饶原生  来源:网络转载  查看:289  评论:0
内容摘要:谈广州学研究,离不开对所研究对象的认定。该怎么样界定广州学之中的“地域广州”和“时间广州”——广州市之广州?广州府之广州?广州府以明清开始,还是以唐时开始?广州又是以“交广分治”后开始...
谈广州学研究,离不开对所研究对象的认定。该怎么样界定广州学之中的“地域广州”和“时间广州”——广州市之广州?广州府之广州?广州府以明清开始,还是以唐时开始?广州又是以“交广分治”后开始,还是以任嚣建城(公元前214年)开始?
我的发言,尝试从广府民系生成的一个实例,去谈对广州概念问题所引伸出的思考。所要举的例子,关氏树德堂始祖关贞携弟关俊带父母骨殖从南雄珠玑巷乘筏南迁,南行至南海九江时筏破登岸,之后开枝散叶,后裔至今约有35万人之多。由于当年登岸处的破排角遗址、树德堂祠堂和始祖赤岗公关贞墓的至今保留,加上馆藏于中山大学图书馆的《九江关树德堂家谱》,这些史料对于广府人的最早生成记录,或曰广府民系的生成轨迹的记载,无疑都属于非常珍贵的实证。

寻觅桑基鱼塘的始作俑者
广州学研究,水可以成就一个视角。广州自古亲水,建于山海之间的古城地貌,山区、丘陵、台地、平原、沙洲相杂,“六脉皆通海,青山半入城”。云山珠水的山水形胜格局下,城中尽是湖、溪、河、涌、濠。广州人的祖先穿行其间,无“的”可打,有舟可乘。宋人有诗为证:“经营犹记旧歌谣,来往舟人趁海潮。风物眼前何所似,扬州二十四红桥。”
因为亲水,广州一些地方曾经就是由“围”和“基”所围起来的“庄园”。以西关为例,先是有西乐围、永安围、高基、带河基,之后又有黎基、曹基、冼基、陈基、蓬莱基等等。所围起的这些大小不等的“庄园”,有果园和农田,有民居和街墟,其生民自耕自市、自给自足。清人屈大均著述《广东新语,便记载了其西关居所情况:“前对龟峰,后枕花田,白鹅潭吞吐其西,白云山盘回其东,泉间霖茂,有荔枝湾、花坞、藕塘之饶。”忆及少年时的栖居之地,他还写道,“广州郊西,自浮丘以至西场,自龙津桥以至蚬涌,周围廿余里,多为池塘,故其地名泮塘。”
西关旧属广州府南海县,整个南海县甚至更广阔的地方,因为亲水而一度形成闻名遐迩的桑基鱼塘。作为一种有着数百年以上历史的人工生态系统,作为一个水体资源和陆地资源交互作用的成功典型,塘泥肥桑、桑茂蚕壮、蚕壮丝多肥多、肥多塘泥养份多从而塘鱼肥且多……生态环境与经济效益的互动,总给广州人以某种进取上的启示。类似的值得大书一笔的人工生态系统,还有蔗基鱼塘和果基鱼塘,广州在农耕文明进程中的这些精彩,似乎都是广州学研究中所不可以遗漏的。行文至此,该引出本文主人公关氏兄弟了。
笔者来到佛山市南海区九江镇今天的关氏树德堂祠堂,听关氏后人陈述了当年一幕:南宋咸淳十年(1274),始祖关贞携弟关俊带父母骨殖离开南雄珠玑巷,乘筏一路南迁。之所以有这个离开居住地的举动,缘因忽必烈称帝后的蒙古人大举进犯南宋,当时已攻陷长江铁蹄继续南下。史载,南宋咸淳九年(1273)十二月,宋江防要塞汉阳、鄂州已被元兵攻陷。按时人的思维,南行就可以远离战乱,能逃多远就逃多远。只是,关氏兄弟所乘之筏行至南海九江时却破了,无奈间弃筏登岸。这以后发生的事情,就是留在九江生儿育女,从事生产活动。
关氏后人后来在查阅古籍记录时,发现一个很振奋的消息:桑基鱼塘的始作俑者,就是先祖关俊。据了解,关贞根据本地原有的“塘装鱼花(注:鱼花即鱼苗)”,首个创造出“围装鱼花”,形成了桑基鱼塘的生产模式雏形。关贞之所以有这个能耐,缘因父辈来自中原的优势,而中原又沿续着农耕文明的先进生产技术。由此而一发不可收拾,关贞事实上成了当地科学养鱼的总教头,继而被四乡聘请去教授技术。有一天,关贞去到新会棠下教当地人如何“围堰捕捞鱼苗”,因中暑而安息于棠下三堡村。之后,在“围装鱼花”基础上,又有了“桑园围”,这就接近于桑基鱼塘了。而记载表明,关氏后裔多次参与“桑园围”修筑。
受采访条件所限,笔者这里所记,实是极有限的一笔。但以此为引子,追溯下去,对桑基鱼塘的脉络梳理,相信会有更大发现。清人屈大均著述《广东新语》时在“卷廿四.蚕语.八蚕”中有此记载:“(顺德)坡山之丝线良,龙江之线绸良。然龙江蚕种,率购之九江。”
“然龙江蚕种,率购之九江”,这个,已经足可以说明问题了。


广府民系生成的珍贵实证
广州学离不了人。具体到每一个广东人、广州人,都有着到底是原住民还是移民的猜想。姓氏,则是比较靠谱的文化标识。都说“行不改名,坐不改姓”,名字还是有人会更改,只有“坐不改姓”不会变。从古到今,姓氏皆会精准地记录着列祖列宗的信息,让人知晓“我从哪里来”的文化问题。今天的广州市人,昨天就是广州府人,再之前又是哪里人?追溯广府民系的生成轨迹,则往往牵涉到历史上的珠玑巷移民。
关于珠玑巷移民的代表人物,之前说得比较多的是“罗贵祖”,现在提出“关贞关俊兄弟”,应更丰富于有关史料线索的拓展。在佛山市南海区九江镇的关氏树德堂,笔者听关氏后人介绍道,始祖赤岗公关贞一脉,从南宋咸淳十年至今,后裔约有35万人之多。如果加上世美堂关俊的后裔,破排角这一筏破登岸,便造就了五六十万之众(一说80万)的关氏后人,其中还孕育了像关山月这样的大师级人物。
馆藏于中山大学图书馆的《九江关树德堂家谱》,厚厚五大册,清晰地记录了赤岗公关贞一脉落户从南雄珠玑巷,到南海九江后的开枝散叶情况。经关公故里关氏家谱征集编撰委员会的考证,又确证该族系是圣祖关羽四十四世关宗惠后裔。至此,一个世系漫长的关氏族人迁徙史,从汉朝的山西运城,接驳至宋代的广东南雄,再延伸至广州南海九江。
秦朝以前,南粤大地是百越土著的聚居地。据史书记载,具有一定数量和影响的移民南迁历史自秦汉始,历经魏、晋、南北朝、隋唐、五代,移民运动从未间断,自两宋时代而趋于繁盛。由此所生成的广府民系,主要聚居于今天的广州、佛山、中山、东莞、江门等地,而广州又是多年来的省城,这个民系所代表的文化有时又被指代为岭南文化。当然,这个指代是片面的、是有失偏颇的。但广府文化作为岭南文化中的最具代表性的文化,又是当然而然的事实。
何为广府民系?我认同这个描述:这是以广州为核心、以珠江三角洲为主要生活范围、以粤语为母语的一群人。一直以来,关于广府民系的形成和流变,学界有两个比较重要的观点:一是自秦开始的中原移民以及最早汉化的岭南土著,二是以珠玑巷为民系认同的中原移民。由于多年来只有碎片式的而非系统性的馆藏实证,广府文化相较于客家文化和潮汕文化,正如广州这座城市一样,却不太容易被说清楚。
珠玑巷的民系认同,其实可以有更多的挖掘。广东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曾应枫告诉我,经查考,她的曾氏先祖,曾在南雄官居太守。像广州梁氏广州曾氏那样,珠三角一带不少姓氏,回溯其先人的迁徙足迹,都可以在珠玑巷找到印记。若有心查阅明清纂修的广州府各家谱,记其祖先宋代辗转来自珠玑巷的,可谓比比皆是。按清乾隆《南雄府志》的记载:“广州故家巨族,多由此迁居。”
我们知道,珠玑巷位于距离韶关南雄市区东北方向10公里远的珠玑镇,是个具有1100多年历史的古巷。它得名于唐敬宗年间。珠玑巷也是珠江三角洲一带主要族姓的祖居、汉族广府民系向岭南迁徙的重要中转站。随着南迁人数的增多,又有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,渐渐发展起来。史载,自唐开元四年,张九龄奉诏开凿梅关以后,珠玑巷便渐渐成了梅关驿道上的一个商业重镇。南宋极盛时,珠玑巷的商贩和居民曾达到1000多户。作为唐开元以来联系中原和岭南的主要通道,珠玑巷是极有民族南迁象征意义的地方。而根据史学家曾昭璇、鲁宪珊对家谱、方志等有关资料的统计和实地调查结果,珠玑巷移民家族有797支之多。
于南海九江关贞一脉而言,当年始祖登岸处的破排角遗址、树德堂祠堂和关贞墓的至今保留,加上馆藏于中山大学图书馆的《九江关树德堂家谱》,这些史料对于广府人的最早生成记录,或曰广府民系的生成轨迹的记载,无疑都属于非常珍贵的实证。

谈广州学研究先要定位广州更要保育广州
从移民自珠玑巷的南海九江树德堂关氏宗亲史料发掘与现状探访,笔者有三个观点提出来,请在座方家不吝指正:
第一,基于文化认同,广府文化的研究与广州学的研究,可以而且必须有更紧密的捆绑。广州学离不开广州人,历史上的广州人就叫广(州)府人。广府文化今天很热,很热的一个最重要原因,是它缘系以广州为核心的珠三角地区对传统文化的重视和弘扬。广州学要从“治学”高度去构建学术殿堂,广府文化会是决定其根本“建筑格局”的最基本要素。亦必须看到,广州学的研究与广府文化的研究是异中有同、同中有异的两码事,两者都需要从时间至地域以更精准的划定,才不至于在研究中走了样,贻笑于世人。比如有论坛发言提出,肇庆是广府文化的发源地,这就好难解释广州自秦开始成为南海郡郡治,成为祖国统一版图一部分的史实了。
第二,基于历史原因,广州作为历史文化名城,所要研究和保护的地域范围,起码要定位于广佛同城,或者定位在“南番顺”甚至更多。明清时的广州府,虽有一州15县、一州14县的不同辖地范围,但作为政治中心、经济中心与文化中心的广州城,都是由南海、番禺组成,昨天南海的大部,今天在行政上又归入佛山管理。研究广州学,离不了广佛同城的思维习惯,起码都要立足今天广佛两地的部分重叠地区。本发言提出的极有研究价值的树德堂关氏,就是一个具体实例。当然了,由此而产生的不同属地管理,又会带出对珍贵史料保护不力的新问题。比如我接下来要说到的。
第三,基于学术需要,对迄今为止所发现的历史文化实体和典籍,要从依法治国的高度做好保护与保育。作为广府民系生成历史中的一个典型范例,九江树德堂关氏由破排角遗址、树德堂祠堂和赤岗公关贞墓所构成。“三位一体”,却又划属两地。前两者属于佛山市文物保护单位,已依法受到保护。而位处某市赤岭村九江盘山的赤岗公关贞墓,因为不同的行政区划,并不列入当地的文物保护单位。说是发展的需要,将要建成示范园区,由此已于今年被征收并要求迁坟,目前已有部分被损毁的迹象。“经济社会发展”与“历史文化保护”,“谁为谁让路”似乎从来就是一个纠缠不清的话题,现在落到一个事涉广州学研究的实物对象上,该怎么从立法层面加以保护,则属于本次发言的题外话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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