谈广州学研究，离不开对所研究对象的认定。该怎么样界定广州学之中的“地域广州”和“时间广州”——广州市之广州？广州府之广州？广州府以明清开始，还是以唐时开始？广州又是以“交广分治”后开始，还是以任嚣建城（公元前214年）开始？
我的发言，尝试从广府民系生成的一个实例，去谈对广州概念问题所引伸出的思考。所要举的例子，关氏树德堂始祖关贞携弟关俊带父母骨殖从南雄珠玑巷乘筏南迁，南行至南海九江时筏破登岸，之后开枝散叶，后裔至今约有35万人之多。由于当年登岸处的破排角遗址、树德堂祠堂和始祖赤岗公关贞墓的至今保留，加上馆藏于中山大学图书馆的《九江
关树德堂家谱》，这些史料对于广府人的最早生成记录，或曰广府民系的生成轨迹的记载，无疑都属于非常珍贵的实证。
寻觅桑基鱼塘的始作俑者
广州学研究，水可以成就一个视角。广州自古亲水，建于山海之间的古城地貌，山区、丘陵、台地、平原、沙洲相杂，“六脉皆通海，青山半入城”。云山珠水的山水形胜格局下，城中尽是湖、溪、河、涌、濠。广州人的祖先穿行其间，无“的”可打，有舟可乘。宋人有诗为证：“经营犹记旧歌谣，来往舟人趁海潮。风物眼前何所似，扬州二十四红桥。”
因为亲水，广州一些地方曾经就是由“围”和“基”所围起来的“庄园”。以西关为例，先是有西乐围、永安围、高基、带河基，之后又有黎基、曹基、冼基、陈基、蓬莱基等等。所围起的这些大小不等的“庄园”，有果园和农田，有民居和街墟，其生民自耕自市、自给自足。清人屈大均著述《广东新语，便记载了其西关居所情况：“前对龟峰，后枕花田，白鹅潭吞吐其西，白云山盘回其东，泉间霖茂，有荔枝湾、花坞、藕塘之饶。”忆及少年时的栖居之地，他还写道，“广州郊西，自浮丘以至西场，自龙津桥以至蚬涌，周围廿余里，多为池塘，故其地名泮塘。”
西关旧属广州府南海县，整个南海县甚至更广阔的地方，因为亲水而一度形成闻名遐迩的桑基鱼塘。作为一种有着数百年以上历史的人工生态系统，作为一个水体资源和陆地资源交互作用的成功典型，塘泥肥桑、桑茂蚕壮、蚕壮丝多肥多、肥多塘泥养份多从而塘鱼肥且多……生态环境与经济效益的互动，总给广州人以某种进取上的启示。类似的值得大书一笔的人工生态系统，还有蔗基鱼塘和果基鱼塘，广州在农耕文明进程中的这些精彩，似乎都是广州学研究中所不可以遗漏的。行文至此，该引出本文主人公关氏兄弟了。
笔者来到佛山市南海区九江镇今天的关氏树德堂祠堂，听关氏后人陈述了当年一幕：南宋咸淳十年（1274），始祖关贞携弟关俊带父母骨殖离开南雄珠玑巷，乘筏一路南迁。之所以有这个离开居住地的举动，缘因忽必烈称帝后的蒙古人大举进犯南宋，当时已攻陷长江铁蹄继续南下。史载，南宋咸淳九年（1273）十二月，宋江防要塞汉阳、鄂州已被元兵攻陷。按时人的思维，南行就可以远离战乱，能逃多远就逃多远。只是，关氏兄弟所乘之筏行至南海九江时却破了，无奈间弃筏登岸。这以后发生的事情，就是留在九江生儿育女，从事生产活动。
关氏后人后来在查阅古籍记录时，发现一个很振奋的消息：桑基鱼塘的始作俑者，就是先祖关俊。据了解，关贞根据本地原有的“塘装鱼花（注：鱼花即鱼苗）”，首个创造出“围装鱼花”，形成了桑基鱼塘的生产模式雏形。关贞之所以有这个能耐，缘因父辈来自中原的优势，而中原又沿续着农耕文明的先进生产技术。由此而一发不可收拾，关贞事实上成了当地科学养鱼的总教头，继而被四乡聘请去教授技术。有一天，关贞去到新会棠下教当地人如何“围堰捕捞鱼苗”，因中暑而安息于棠下三堡村。之后，在“围装鱼花”基础上，又有了“桑园围”，这就接近于桑基鱼塘了。而记载表明，关氏后裔多次参与“桑园围”修筑。
受采访条件所限，笔者这里所记，实是极有限的一笔。但以此为引子，追溯下去，对桑基鱼塘的脉络梳理，相信会有更大发现。清人屈大均著述《广东新语》时在“卷廿四.蚕语.八蚕”中有此记载：“（顺德）坡山之丝线良，龙江之线绸良。然龙江蚕种，率购之九江。”
“然龙江蚕种，率购之九江”，这个，已经足可以说明问题了。
广府民系生成的珍贵实证
广州学离不了人。具体到每一个广东人、广州人，都有着到底是原住民还是移民的猜想。姓氏，则是比较靠谱的文化标识。都说“行不改名，坐不改姓”，名字还是有人会更改，只有“坐不改姓”不会变。从古到今，姓氏皆会精准地记录着列祖列宗的信息，让人知晓“我从哪里来”的文化问题。今天的广州市人，昨天就是广州府人，再之前又是哪里人？追溯广府民系的生成轨迹，则往往牵涉到历史上的珠玑巷移民。
关于珠玑巷移民的代表人物，之前说得比较多的是“罗贵祖”，现在提出“关贞关俊兄弟”，应更丰富于有关史料线索的拓展。在佛山市南海区九江镇的关氏树德堂，笔者听关氏后人介绍道，始祖赤岗公关贞一脉，从南宋咸淳十年至今，后裔约有35万人之多。如果加上世美堂关俊的后裔，破排角这一筏破登岸，便造就了五六十万之众（一说80万）的关氏后人，其中还孕育了像关山月这样的大师级人物。
馆藏于中山大学图书馆的《九江
关树德堂家谱》，厚厚五大册，清晰地记录了赤岗公关贞一脉落户从南雄珠玑巷，到南海九江后的开枝散叶情况。经关公故里关氏家谱征集编撰委员会的考证，又确证该族系是圣祖关羽四十四世关宗惠后裔。至此，一个世系漫长的关氏族人迁徙史，从汉朝的山西运城，接驳至宋代的广东南雄，再延伸至广州南海九江。
秦朝以前，南粤大地是百越土著的聚居地。据史书记载，具有一定数量和影响的移民南迁历史自秦汉始，历经魏、晋、南北朝、隋唐、五代，移民运动从未间断，自两宋时代而趋于繁盛。由此所生成的广府民系，主要聚居于今天的广州、佛山、中山、东莞、江门等地，而广州又是多年来的省城，这个民系所代表的文化有时又被指代为岭南文化。当然，这个指代是片面的、是有失偏颇的。但广府文化作为岭南文化中的最具代表性的文化，又是当然而然的事实。
何为广府民系？我认同这个描述：这是以广州为核心、以珠江三角洲为主要生活范围、以粤语为母语的一群人。一直以来，关于广府民系的形成和流变，学界有两个比较重要的观点：一是自秦开始的中原移民以及最早汉化的岭南土著，二是以珠玑巷为民系认同的中原移民。由于多年来只有碎片式的而非系统性的馆藏实证，广府文化相较于客家文化和潮汕文化，正如广州这座城市一样，却不太容易被说清楚。
珠玑巷的民系认同，其实可以有更多的挖掘。广东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曾应枫告诉我，经查考，她的曾氏先祖，曾在南雄官居太守。像广州梁氏广州曾氏那样，珠三角一带不少姓氏，回溯其先人的迁徙足迹，都可以在珠玑巷找到印记。若有心查阅明清纂修的广州府各家谱，记其祖先宋代辗转来自珠玑巷的，可谓比比皆是。按清乾隆《南雄府志》的记载：“广州故家巨族，多由此迁居。”
我们知道，珠玑巷位于距离韶关南雄市区东北方向10公里远的珠玑镇，是个具有1100多年历史的古巷。它得名于唐敬宗年间。珠玑巷也是珠江三角洲一带主要族姓的祖居、汉族广府民系向岭南迁徙的重要中转站。随着南迁人数的增多，又有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，渐渐发展起来。史载，自唐开元四年，张九龄奉诏开凿梅关以后，珠玑巷便渐渐成了梅关驿道上的一个商业重镇。南宋极盛时，珠玑巷的商贩和居民曾达到1000多户。作为唐开元以来联系中原和岭南的主要通道，珠玑巷是极有民族南迁象征意义的地方。而根据史学家曾昭璇、鲁宪珊对家谱、方志等有关资料的统计和实地调查结果，珠玑巷移民家族有797支之多。
于南海九江关贞一脉而言，当年始祖登岸处的破排角遗址、树德堂祠堂和关贞墓的至今保留，加上馆藏于中山大学图书馆的《九江
关树德堂家谱》，这些史料对于广府人的最早生成记录，或曰广府民系的生成轨迹的记载，无疑都属于非常珍贵的实证。
谈广州学研究先要定位广州更要保育广州
从移民自珠玑巷的南海九江树德堂关氏宗亲史料发掘与现状探访，笔者有三个观点提出来，请在座方家不吝指正：
第一，基于文化认同，广府文化的研究与广州学的研究，可以而且必须有更紧密的捆绑。广州学离不开广州人，历史上的广州人就叫广（州）府人。广府文化今天很热，很热的一个最重要原因，是它缘系以广州为核心的珠三角地区对传统文化的重视和弘扬。广州学要从“治学”高度去构建学术殿堂，广府文化会是决定其根本“建筑格局”的最基本要素。亦必须看到，广州学的研究与广府文化的研究是异中有同、同中有异的两码事，两者都需要从时间至地域以更精准的划定，才不至于在研究中走了样，贻笑于世人。比如有论坛发言提出，肇庆是广府文化的发源地，这就好难解释广州自秦开始成为南海郡郡治，成为祖国统一版图一部分的史实了。
第二，基于历史原因，广州作为历史文化名城，所要研究和保护的地域范围，起码要定位于广佛同城，或者定位在“南番顺”甚至更多。明清时的广州府，虽有一州15县、一州14县的不同辖地范围，但作为政治中心、经济中心与文化中心的广州城，都是由南海、番禺组成，昨天南海的大部，今天在行政上又归入佛山管理。研究广州学，离不了广佛同城的思维习惯，起码都要立足今天广佛两地的部分重叠地区。本发言提出的极有研究价值的树德堂关氏，就是一个具体实例。当然了，由此而产生的不同属地管理，又会带出对珍贵史料保护不力的新问题。比如我接下来要说到的。
第三，基于学术需要，对迄今为止所发现的历史文化实体和典籍，要从依法治国的高度做好保护与保育。作为广府民系生成历史中的一个典型范例，九江树德堂关氏由破排角遗址、树德堂祠堂和赤岗公关贞墓所构成。“三位一体”，却又划属两地。前两者属于佛山市文物保护单位，已依法受到保护。而位处某市赤岭村九江盘山的赤岗公关贞墓，因为不同的行政区划，并不列入当地的文物保护单位。说是发展的需要，将要建成示范园区，由此已于今年被征收并要求迁坟，目前已有部分被损毁的迹象。“经济社会发展”与“历史文化保护”，“谁为谁让路”似乎从来就是一个纠缠不清的话题，现在落到一个事涉广州学研究的实物对象上，该怎么从立法层面加以保护，则属于本次发言的题外话了。
